音乐，这是人类共有的文化现象，同时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一种载体。当文明发展到一定的高度，就一定会有相对应音乐形式的出现。在中国，自古以来就有乐教之说。音乐更是被赋予了陶冶情操、移风易俗的功能。

自从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后，原为孔子六经之一的《乐》已经失传，但是在汉朝《礼记》中的《乐记》却流传了下来。

那么，在汉朝人的生活中，音乐起到了怎样的教化作用呢？

“音”和“乐”起源

现在人们常说的四书五经，其实是缺少了《乐》经的。原本是诗、书、礼、乐、易、春秋，共计六部经典。但是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后，《乐》这部经典已经失传，流传下来的只有《乐记》。

《乐》是经典，《乐记》是人们品读经典时候的“记录”，或者可以理解成为是带有一定个人理解的读书笔记。

尽管原文已经失传，但是我们从后人的记录中仍然可以看出古人对“音乐”特殊认知。

在史书记载中，黄帝时期的伶伦，首先创造了能够发出声音的乐器。伶伦仿照凤凰的声音制造出了六律六吕，共十二律。

1962年，在我国河南舞阳贾湖遗址中，人们发现了距今八千多年用仙鹤腿骨制成的骨笛。由此可见，我国的音乐文化已经很早地融入到社会生活之中。

在1978年出土的曾侯乙墓编钟上，清楚地写着“宫商角徵羽”五音，并且可以旋宫转调，完成极其复杂的多音阶演奏。

但是，这些乐器在古代大多都是以礼器的身份出现，而并非现代音乐的民间娱乐功能。

在《乐记》中，记载了古人对音乐更深层次的认识，不仅研究音乐的音、律，而且研究音乐的本质和功能，以及音乐能够带来的社会效应。

在儒家文化中，声、音、乐，有着不同的意义。

“感于物而动，故形于声”。物体运动产生的声响，被人们所感受到的，称之为“声”。是风声、雨声、撞击声，传到人们的耳朵中，人们从心里感受到的声响。

“声相应，故生变”是说不同音节的声音可以交织成为曲调。“变成方，谓之音”，是说不同的声响相互配合，通过一定的变化形成有规律的音节，就是音律。人们通过把声响结合成音律，用来表达自己的各种情绪，或悲、或喜、或狂躁、或平静，就像我们今天的美声、通俗、民谣、摇滚之类。

而能够被称为“乐”，则必须是内容纯正、结构和谐、旋律高雅，使人平静、向善的这一部分，称之为乐。也就是“乐者，通伦理者也”。

鸟兽能够听见声响，但是并不能理解音律的意义，“是故知声而不知音者，禽兽是也”。

普通的民众百姓，能够被音律所鼓舞、带动情绪，但是却并不知道何为高雅，“知音而不知乐者，众庶是也”。

只有真正有德行的能人志士，才懂得“乐”的含义，“唯君子为能知乐”。

通过《乐记》中的这些记载，我们可以看出：古人认为普通人比鸟兽要高级，因为他们懂得音律；君子要比普通人优秀，因为他们懂得“乐”。如果普通人能够懂得“乐”的道理，那么他就已经近乎于“礼”，“礼”和“乐”都懂了，那就是“有德”的贤人。

“音乐”与人的“天性”息息相关

“音”和“乐”相近，仅有细微差别。但正是这细微的差别，却能让人产生质的变化。

战国时期魏国的开国君主魏文侯，曾经问子夏。

“我端正地戴着帽子，工整地穿着礼服，稳稳地坐在那里听古乐。可是听了不大一会我就睡着了。但是我听新乐，哪怕听了一夜，我也愿意听，也不犯困。这是为什么呢？”

子夏作为孔子的弟子，用“音”和“乐”为魏文侯做了解释。

“你以为你听到的那些郑国、卫国那些新式的歌曲是乐，其实那只是音律而已。那些人穿着奇装异服在台上乱蹦乱跳，你只是看到一时的有趣，但事后却不知所云。反倒是那些古乐，能够让你跟着乐曲感到恬静安详，这就是‘音’和‘乐’的区别。”

这是在《乐记》中记载的一则故事。魏文侯听古乐可以听到睡觉，但是听新潮的“流行乐”却越听越上头。这正如今天的人们一样，对“新潮流”“流行风”很容易接受，但是却对古典乐不感兴趣。

《乐记》中指出，人的天性是生来就喜欢安静的，但是当感受到外界的变动，就会容易跟着做出相应的行动，这也是人的本能。

面对外来的事物，人的心里虽然有爱、恶之分，但是却极容易受到外物的引诱，从而丧失节制。如果不能够及时反省，那就很容易让人做出胡作非为、情欲泛滥等有悖天理的事情。

《乐记》中说“凡音之起，有人心生也”。音乐其实是源自于人们的本心之中的，人们的内心决定了音乐的清浊，清浊的音乐也同样影响了人们的内心和情感。

同样的理念，在荀子的《乐论》中也有提及。荀子认为，乐的本意就是让人们欢乐。

人们为了追求欢乐，必定会用声音和动作来表达自己的心情，这是人们的天性使然。但是，如果表现得过度，则失去了平衡，会变得混乱、不合规矩，甚至是变成混乱。

荀子认为，古人创造出《雅》和《颂》之类的乐歌，就是为了用这种平和的乐曲来引导人们。人们在祭祀祖先的宗庙里听乐歌，都会毕恭毕敬；和乡邻们一起演奏、聆听乐歌，人们都会变得和谐；在家里和家人一起聆听乐歌，家庭就会变得和睦。

在儒家的观念中，“中和”的观念极为重要。无论过于倾斜哪一个方面，都是失去了“中”，想要稳定，最重要的就是“和”。而有了“乐”的帮助，人就会更加容易保持在“中和”的人性基准线上。

制礼作乐，人为之节

《乐记》的《乐本篇》中把音乐分成了三种：安详欢乐的治世之音、怨恨愤怒的乱世之音、哀伤忧思的亡国之音。这三种音乐通过不同的乐理，反应出不同状态下的国家状态。“宫商角徵羽”五种音律，也对应着“君臣民事物”，五音不乱，则国家不乱。

也就是说，国家是否会平安，主要是取决于人是否安静、平和。

在我国古代，人们认为皇帝想要治理好国家，不应该整天呆在深宫后院之内，而是应该效仿上天“巡视”的岁星，每年下到基层去了解民间的实际情况。

在天安门前的一对华表上方，各有一只瑞兽。面朝宫殿的一只，叫做“望君出”，意思是希望君主能够深入民间体察百姓疾苦；面朝宫外的另一只，叫“望君归”，就是希望外出巡视的君王不要过于贪图外面的花花世界，还是尽快回到自己该有的位置上处理国家大事。

君主巡视到地方，如果听到当地的民歌是欢快愉悦的，那么就说明当地的百姓生活是快乐的，官员就会受到嘉奖；如果当地的民歌是哀怨的、悲伤的，那么就是说明百姓生活得并不开心，君主就会调查当地的官员。

如果官员能够把各个地方的优秀政策、风土民情、雅乐歌声记录下来带给君主，君主又能够把这种好的乐歌、风俗习惯向各地推广，从而改变其他地区的不良风俗，这就叫做“采风”和“移风易俗”。

古人认为音乐是最能够打动人们内心的，人人都希望得到快乐“故人不耐无乐”。但是，得到了快乐之后，人不能放浪形骸，“乐，不耐无形”，所表现出来的东西是消极的、堕落的，那么就是会给社会带来坏影响的，“形而不为道，不耐无乱”。

如果人心不能够及时地得到教育、疏导、管理，那么就会对社会造成影响，也就是“教者，民治寒暑也，教不时则伤世”。

相反的，如果能够用礼来节制百姓过于偏颇的心志和方向、用乐曲来调和人们不和谐的声音、用行政机构的手段和力量加以推行和实施、用刑罚的严厉来进行控制和防范，那么这个国家就一定会从下到上一片和睦。

儒家思想希望能够“乐由中出，礼自外作”，希望能够通过高尚典雅的“乐”来感化、说服民众，创造一个“民守礼、国无乱、勿以武、罚无刑”的理想型国度，也就是实现理想的“王道国度”。

《乐记》，强调了“乐”可以“移风易俗”，相信“乐”可以对人们产生深刻的影响力。其实，始终都是在强调情感的作用。

人们在情感的基础底层，有了对“正邪”的判断，有了对“礼仪”的遵循、“道德”的尊崇，那么就会生机勃勃、风调雨顺、国泰民安。反之，则只会“礼崩乐坏”。

虽然儒家的这种思想还是过于理想化，有些过于夸大“乐”的作用，但是从道德价值和教育思想方面来说，《乐记》在今天还是有很大的值得借鉴价值的。

参考资料：

《礼记·乐记》戴圣（西汉）

《乐记一卷》马国翰（清）

《乐记补说》李文察（明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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